我永远与共产党风雨同舟
夏?e瑛

　　在全国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作为一个追随共产党革命50多年的民主人士，作为中国新旧两个社会的历史见证人，此时此刻，我想说的很多很多……
　　我出身于安徽六安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我祖辈在家乡开设“一品斋”，以经营毛笔为主，后来兼营书店。我从小受到鲁迅、郭沫若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我担任六安县海峰小学的校长，同时兼任一家为无业妇女谋福利的刺绣厂厂长。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家乡。正是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开辟了大别山敌后根据地。从此，我认识了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时候，这支高举抗日大旗，领导人民英勇抵抗的伟大力量。我由此看到了中国的脊梁，中国的希望。
　　在共产党人的启发下，我毅然走出书斋，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朱蕴山先生领导的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并兼任安徽妇女难童救济分会常务理事，为发动民众奋起抗日而呐喊呼叫，为安置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奔走操劳。
　　后来，党派我到重庆为日益增多的难童筹措救济金。在通过敌占区时，我女扮男装，几次险遭不测，是新四军便衣队的护送，我才得以渡过长江，越过日军数道封锁线，穿过几百里敌占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我终于到达重庆。但是款未筹到，回安徽的必经之地沙市、宜昌等地又相继失守，我欲返不得，便投考了北平迁往成都的朝阳大学。在“朝大”讲授“辩证法”课程的李续刚教授，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有一天，我听说李教授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马上要被抓起来，便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把他送到成都郊外一个去延安的交通站（李解放后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屈指算来，50多年过去了，但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件件往事、幕幕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
　　“朝大”迁至重庆后，我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人士，并参加了著名的校场口斗争。在一次妇女界进步人士秘密会议上，我认识了为我们作关于延安形势报告的邓颖超同志。邓大姐朴实、谦逊、无私无畏的崇高品格和她那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我加入了民革地下组织。为了更好地开展反蒋斗争，组织上指示我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福利科总干事”的身份，竞选“国大”代表。竞选成功后，我利用“国大”代表的合法身份，成立了“全国妇女生产事业促进社”，任理事长；并在南京新街口复兴商场内开设“第三缝纫合作社”，以此作为民革地下组织的联络站。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民革的同志通过各种方式，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系，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蒋家王朝。
　　1949年2月，民革南京地下组织的负责人秘密集会，策划在大军渡江前夕，炸毁机场、切断交通干线；扣留代总统李宗仁等政府要员；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京人民政府。在行动中，由于敌特查获，我地下组织领导人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和我等同志先后被捕入狱。在敌人的酷刑淫威之下，我们的同志不屈不挠。孟、吴、肖等同志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杀人魔王毛森所害，壮烈牺牲。我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和民革地下组织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虎口余生。可以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解放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也沐浴着党的阳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进步成长。1951年，中共南京市委接管“圣心儿童院”，任命我为婴儿院院长。“圣心儿童院”是爱尔兰籍修女马哥伦筹办的所谓“慈善”机构，不知有多少中国儿童在这里被残害致死。仅在1948年1月至1950年6月间，入院的577名儿童就有372人死亡，而留院的104名儿童几乎全部患病或营养不良、骨瘦如柴。我深深感到，党把这个十分重大的任务交给我这个民革成员，是对民主人士的极大信任。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们请来了营养专家科学地配制营养食品，请来了优秀的医护人员救治奄奄一息的病孩。靠爱心和汗水，靠忠诚和信念，我们终于使一个个濒临死亡的儿童全部恢复了健康，使他们知道了自己的祖国新中国、自己的救星共产党……
　　4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目睹着沧桑巨变，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众所周知，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曾寻求过救国之路，可除了共产党以外，又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救国于危难，解民于倒悬呢？有的搞过“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康、梁有过“百日维新”，都只是昙花一现，中途夭折；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也没能找到救中国的道路。中国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政治腐败，列强凌辱；军阀割据，战连祸结；苛政如虎，民不聊生，这一切，年逾古稀的我记忆犹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全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在大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增长，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试问，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吗？
　　前几年，有一伙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肆意诽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答应的！在这场斗争中，我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斗争。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也曾有过失误。但每次出现失误，党都能靠自身的力量拨正革命航向，开创新的局面。这正说明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强。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因而她必然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领导人民走向胜利。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浴血奋斗。建国后，各民主党派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继续发挥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又有了新的发展，去年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现在，各民主党派是中共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担负着更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就是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长期合作，患难与共。执政的共产党希望民主党派监督，参政的民主党派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共产党的政策更加完善。这种合作是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是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
　　我要永远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的富强和统一贡献毕生的精力。这就是我，一个老一辈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时最强烈的心声。